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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关键少数”。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加强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监督，要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重点监督其政治立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执行党的决议，公道正派选人用人，责任担当、廉洁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掌握其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遇到重要和普遍性问题应当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坚持党内谈话制度，认真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途径，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断构建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和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纪律制度。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对领导干部党风廉洁建设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处理，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监督观，充分认识到监督是一种关心、一种爱护、一种净化，主动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的苦难和辉煌，我们可以看到伟大长征精神特有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以及其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他们在大事面前的态度、立场和表现，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对叶剑英同志的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纵观叶剑英同志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关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同志在大节处看清要害，在大是大非面前政治立场坚定、不为错误思想所左右，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过硬的政治定力。这也启示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强化“每临大事学吕端”的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过硬的政治定力。,第二个着力，即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是党永葆先进性、永做先锋队的重要法宝。“四自”的核心，是保持自我审视、反躬自省的高度清醒，铸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格，强化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坚强意志。增强“四自”能力，必须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问题导向，大力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敢于“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纯洁自身肌体，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上不断实现新的跨越。从当前实际看，就要对准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政治纪律松驰、忽视群众利益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态度去解决，以更为管用、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去解决，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良好态势。

推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党执政是全面执政，执掌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任何权力都面临被腐蚀的危险，执政党永远会面对与腐败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掌握一定权力，主要领导干部权力相对更集中，用权必须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同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监督是关键。党内监督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的重要保证，是新形势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必须以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既是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遵循。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要求更具体，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只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不仅要管好下属，还要管好自己的家人、亲友以及一切与其有相对密切关系的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比如，《准则》明确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第九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就是要更好地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结合，以党内监督带动人民监督，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体系，走好中国特色监督新路。,确立“优势证据”的违法资产证明标准，充分激活“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资产追回上的功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一种对物的相对独立的特别程序，具有民事诉讼的确权性质，其证明标准不宜过高，建议实行“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这样可大大降低运用该程序追回腐败资产的难度。当然，在充分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赃的同时，也要大力尝试资产追回的其他途径，如积极劝导外逃人员及其近亲属主动退赃、在境外提起民事诉讼追赃、利用资产流入国的犯罪所得追缴法或国内法追赃等。

【編輯:Dombrowsky】